我叫文丝丝,是位美丽、活泼的西宁女孩。从中医大学毕业后先是在西北一所大医院里当医生,1998年又到德国不莱梅州留学。该州是德国最小的一个州,面积仅400多平方公里。虽然我就读的不莱梅大学在市郊富人区,但租住的房子却很寒酸,当然,月租也是最低的。
女明星教我做洗碗工
居住在不莱梅州的华人总共只有100来人,大都是从台湾、印尼来这儿开餐馆的,留学生就更少了。他们说我一个小姑娘,怎么敢单枪匹马闯到德国来了,而且这里的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比德国其它地方),看得出,同胞们对我的胆识还颇为钦佩呢。
对新留学生来说,首先要参加语言班学习一年至一年半,尔后参加一个叫PVDS的考试,才可以进德国大学读书。都说打工是留学生的“必修课”,我自然也不例外。为解决生存问题,刚进语言学习班不久,自己就有找份工的念头。我先来到附近的一所医院,可他们一看我是学生签证,头一摇就把我“请”出了门。如果说这是碰的第一个“钉子”的话,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的“白眼”。
德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死板”的,办起事来死抠条文,极缺少灵活性。根据当地规定,只允许留学生在假日里打工,至于说要干医生这个老本行,没有卫生部门的批准,是绝对不允许的。看来,我要想再穿上“白大褂”,无疑是个遥远的梦了!
就在我茫然无措时,偶然遇到一位曾经在西北很有些名气的影视明星,她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不论你在国内有多“高贵”,到了国外谁买你的账?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要想生存,只能像我一样,先去餐馆打杂、洗碗刷盘子!没法子,只能按她说的去做,毕竟人家是咱的前辈。
后来几经周折才找到一家德国人开的餐馆,我干的就是洗碗、端盘子的杂活。活虽然很累,但咬牙还能顶得住,最受不了的是自己的自尊心受到的折磨。回想自己在国内当医生时,是何等受别人尊重,如今却落得要看人脸色行事!虽然在国外,别人对你干这种活,并没有什么瞧不起,但我自己总觉得在感情上有点受不了,当天夜里我回到住处就蒙着被子失声痛哭起来。
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卖力地干了三天,老板却在最后一天收工时付给我100马克,把我给辞了,理由很简单,说我德语不行。他说的倒也是事实,尽管我在国内学过德语,可真的跑到德国用时,我说的德国人听不懂,德国人说的我也听不懂。据先来的留学生说,他们刚来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因此,要想在德国生活下去,首先必须攻下语言关,读完DAG,考出PVDS,否则什么也干不成……
转眼到了当年圣诞节前夕。在不莱梅生活还不到两个月,却赶上了外国人最热闹的两个节日:圣诞节和除夕(新年元旦),对之我心里充满了新鲜感。圣诞节前,我又找到了一家由德藉华人开的餐馆。他们试用我几天后,可能感觉不很满意,也准备辞退我。可事有凑巧,店里一名厨师这天突然患病,老板急着要去找医生,我自告奋勇给他检查后,感到问题不大,给他扎了针灸,病人很快就好转了,老板这才知道我原来是名医生。也许他想到留下我等于是请了个不要付费的家庭医生,也许是因为圣诞节和元旦将至,店里需要人手,总之,他不仅没有辞退我,还和我订了个长期合同:假期里全月去上班,开学后周六、周日去干活。给的工钱相当于每天300元人民币,再加上客人给点小费什么的,收入很可观,我终于可以摆脱生活困境,专心去读语言学校了。
我在前面说过,要想“穿白大褂”,必须先获得卫生部门批准。为取得行医资格,我在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先是找到早先曾拒绝过我的那家医院唯一的年已70多岁的德籍华人医生。因为他是负责看止痛门诊的,这里正好是我可以充分发挥针灸治疗的用武之地。于是,我请求这位老医生让我做他的助手,用针灸、推拿等中医为病人做治疗。这位老医生在听取了我闯到德国遇到的种种遭遇,并仔细检查了我携带去的学历和行医证明后,用同情的目光审视着我,思索好一阵后,才点了点头。老医生让我跟他干了近一个月,并帮我说服病人,使他们放心地接受我的治疗。事实上,我在国内也是半路学会用针灸等方法给病人治病的。这次,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偷偷关起房门,用针先扎自己身上的穴位作试验。由于我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为病人治疗时,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结果病人越来越多,乐得那位老医生也笑逐颜开,但由于我还没有获得不莱梅有关卫生部门的批准,他不忍心让我一直为他白干。在我离开时,他让我带走了一些病例材料,并祝愿我去找有关机构“说理”时,能把它派上用场。
与此同时,我又找到学生会,提出办一个太极拳学习班,教同学们打中国太极拳健身。校方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早就听说有人在清晨跟着我学“中国功夫”,当即决定把学校最漂亮的体育馆提供给我使用,并帮助我贴宣传广告,没想到报名者竟有100多人!我做得很成功,后来还上了德国的报纸和电视。
借着“名人”效应,我诚恳地找到可以批准我行医的德国机构,向他们出示了我的学历及在国内当医生的证明。两名办事人员一下就认出了我,态度非常热情,但却很为难地说,根据有关规定,只有德国医学院毕业生或是聘请来的外国医学专家,才可批准行医,而我持的只是学生护照,怎能提出这种无理要求?我当即反驳说:你们说的是“西医”,而我可以说是“中医”方面的专家(欧洲人欣赏这种自信的“王婆卖瓜”),尽管我持的是学生护照!接着我就大谈中医治病的优点,还特别指出尽管德国的药物品种多,也很先进,但它给病人带来的副作用是很大的。事实上这正是德国人最望而生畏的事。并说如果采用中医的自然疗法,就可以避免药物副作用,并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说着,我把那位华人老医生给我带来的病例材料,以及自己在学校办太极拳学习班拍下的照片等,全拿出来给他们看。此举引起了经办人的浓厚兴趣,接着他们的上司和另外一些职员全都被吸引了过来。众人一边听我说,一边看材料,并不时问我扎针灸是否有危险?对身体有什么好处等等,我一一解答。这里好像在开一场有关中国传统医学的咨询会。那两位经办人员和他们上司商量后说,象我这样的特殊情况,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让我把所有材料留下,他们准备专门开会研究,过两个星期再来听回音……
两个星期之后,当我忐忑不安地再去找这两个经办人员时,他们笑着说:“我们已经研究过,并经上级批准,决定破例让你每周行医8小时!”当他们在我的护照上盖好批准印章后,还一再劝慰我说,批准的行医时间是少了点,但这可是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正式批准持学生护照的人有这样的权利!当我兴奋地走出这家机关时,才发觉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两腿也有些发软,妈呀,这可是我第一次壮着胆子和死板的德国人“较劲儿”!
由于获得了行医批准,我很快就被对中医感兴趣、开私人诊所的瑞克医生聘用了:每周去看四次门诊,每次2个小时---德国人办事就是这么死板。他不敢多聘用我1小时,而且谈妥后,随便交给我一张税单。说明他在付给我工资以后,我必须按章纳税。我终于有了固定工作,而且是干老本行,因而当我重新穿上白大褂开始为德国人治病时,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在行医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后,我每月的收入猛增到相当于人民币2万多元的水平,不仅经济上有了好转,而且在当地也有了些名气,再加上我的PVDS考试考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因此,不莱梅大学校方对我也刮目相看,他们准许我选择任何专业入学,并将每月发给我一笔可观的奖学金。说实在的,这样好的机会在德国实在很难得,但令人遗憾的是,不莱梅大学没有医学专业。这样,我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留在该大学改行学别的专业,再就是转到别的城市设有医科的大学里去,在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重新开始。
我苦思苦想一番后,决定选择后者。我想我闯到德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拿德国的医学博士学位。尽管要实现这一目标,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要放弃许多已经获得的利益,再去吃第二遍、第三遍的苦,但我一想到爸爸引用左拉的那句话,就浑身热血沸腾,我决心要“……勇敢地走到底,决不低头!”经过拼搏,我终于考进了具有300多年悠久历史的基尔大学医学院,成为该院这次所录取的少量外国留学生中唯一的中国自费留学生。于是,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生活近两年,曾给我带来很多难忘的痛苦与欢乐,并已使我对它产生了感情的不莱梅和我熟悉的人们,搬到基尔来了。
德国著名医学专家请我去汉堡
基尔是一个海边城市,离丹麦很近,坐船只要两个多小时。城市布局很象上海,一条大河穿城而过,分成东西两部分,河上也有轮渡。基尔大学在河的西岸,规模比不莱梅大学大得多,下分很多学院,有学生万余人。去学校报到注册后,高兴之余也有让我恼火的事:他们要我和德国刚入学的学生一样从头读起。我当即告诉他们,我是学过医的,一些基础课程早已读过,应给予减免,让我插到深一点的班级里去。说着,我把带去的学历给他们看。他们说,此事需要上级教育部门批准承认才行。又是要“批准”!我当天就去找有关教育部门“申诉”。对方却生硬地说“如果你在中国读的是西医,可以考虑给予一些减免,可你学的是中医,我们不能承认!”我不服,又连夜用德文写了封“申诉信”,并把曾在中医学院学过的西医课程等一一列举附上,然后分别用电子邮件寄给柏林的有关部门,有一份甚至发到了德国总理办公室,心想反正我豁出去了!
没想到,仅仅几天时间,那位曾和我吵过架的先生就很客气地上门通知我,说上级已经对我的“申诉”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我提出的减4个学期的要求是太多了,他们根据我提供的材料,决定给予减免两学期的课程,也就是说,可以让我插班入第3学期读起。说完,他把一份批准书郑重地交给我后,像自我解嘲又像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一直听说东方女性是温顺和比较胆小的,想不到你这位中国姑娘这么坚强大胆!怎么这么,这么……”他显然一时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句来评论我,只得善意地向我笑笑,并耸耸他的肩膀……这场打赢了的“官司”虽然不尽人意,但毕竟赢得了他们对毕业于中医学院学生的学历承认(要德国人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感到要想开创一番事业,并获得成功的话,就必须使自己拥有一股非办成不可的“憨劲”。
前年秋天,听说德中医学协会要组织两国的医学界专家、教授,在汉堡招开一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会。得到消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负责筹备这次会议的德方主席霍普克教授写了封信,毛遂自荐地提出希望能参加会议的要求。没料到,只过了几天,这位不只是在汉堡,而且在德国很负盛名的病理学专家,竟亲笔给我写了回信,热情地邀请我去汉堡,并附上会议日程及会上要讨论的议题等资料。他还在信的结尾处对我幽默地说:“不莱梅、基尔的朋友说你‘爱打仗’,但我相信你这次不会向我‘开火’的!由于忙于接待和参加会议,直到第一天会议快结束时,我才发现给我挂在胸前的那张署名铜牌上写的是Dr.Ven(文博士),我顿时感到有点脸红,我去找会场工作人员,向他说明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请他给予更正。可他说这是教授们的意见,并认为这样做是公正的,因而劝我不要介意提前当“准博士”。可我总感到自己名不符实,除了进入会场必须佩戴外,我总是把它摘下来偷偷藏起来。
这次会议结束时作出决定:下一届年会将在德国南部名叫乌尔姆的城市召开。负责筹备2004年这次会议的德方主席,当场向我发出邀请,要我届时务必去参加。他说那时你早已是名副其实的Dr.Ven了!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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