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化产业经历了“以文养文”、“多业助文”到“产业兴文”几个阶段，一直到90年代中期，出现了带有根本性的变革———全国掀起一股文化产业重组和构建集团的体制变迁之风。这既和世界性的媒体并购浪潮及我国“入世”面临的挑战相呼应，也是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的体制创新。从总体上讲，它们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产业的市场整合模式，而是以行政整合来强化优势文化产业为主流的中国模式。

    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第一推动力

    中国文化产业概念的外延，目前认同程度较高的主要是报业、出版业、广播电视业、文化娱乐业。这些行业经过几年的体制改革的探索和磨合，因地域不同而体制模式精彩纷呈。广东有广东的特点，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辽宁、云南等省市都在文化立省、文化产业作为地区支柱产业的旗帜下，按照中央精神同时结合地方特点，作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九五”时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真正进入了产业自觉的时期。行政整合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第一推动力，这种行政整合使新组建的集团天然地具有地域性；另一方面，市场的整合也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作用远没有行政整合那么快速和有力。

    精彩纷呈的体制变迁模式

    报业是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先锋。1996年，广州日报率先成立报业集团，拉开了我国媒体正式向产业化发展的序幕。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再一次在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中先走了一步。今天，全国16家报业集团，广东占其四，报业集团成为广东文化产业一道壮观的风景线。广东的报业集团，以党报为依托，实施“主报为主、多元发展、集团运作、优势互补 的发展战略，大都集广告、发行、印刷、信息、出版、网络等产业为一体，在保证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形成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模式的管理体制。

    上海的报业集团组建多了一个新模式，即报业的强强联合，文汇和新民两大报纸合并为一个集团，更体现出行政整合的中国特色。

    出版业稍比报业复杂，通常是在两条线上实施体制改革，一是出版线，一是发行线，这里只谈发行线。发行线上的体制改革，是在不同的发行架构上进行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架构，一是广东的架构，新华书店总店和属下的新华书店是对等经营的关系，用一句简单的话，全部的权力在下面，所谓系而不统；二是湖南的架构，行政统属关系，全部的权力在省新华书店；三是江苏的架构，部分统属关系，部分权力在下属书店，部分权力在总店。这就形成了我国发行集团的两种体制变迁模式，江苏模式和广东模式。前者更着重于行政的统摄力，后者则同时借助资产纽带。

    广播电视行业的体制改革起步最早也更具复杂性，90年代初就有过东方明珠股份制筹资运作尝试。而广东的广播电视业集团化趋势目前显露出紧迫性，不允许长时间来培育广电系统的市场整合，只可能是行政整合。以华东地区为例，华东六省（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江西、福建）无一例外地基本上都认可或选择了局与集团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起挂的运作模式。上海的情况稍有不同，它是在多年行政整合的基础上，凸显了管办分离的目标，因此而实施“小局大集团、两块牌子分头挂”的体制模式。广东的广电集团还在酝酿之中，其整合模式估计会类似于华东六省的模式。

    文化娱乐业的弱势现状决定了它和强势文化产业的行政融合态势，上海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文艺院团创建了和强势媒体委托管理的体制模式，上海的文化娱乐行业和电视广播行业的行政整合而形成的文广电视电影集团，为全国文化产业的做强做大提供了示范效应。作为全国三大电影市场和全国三大演出市场之一的广东，也在积极探索电影业和演出业的集团之路。

    动用“看得见的手”

    我国文化产业走规模化和集团化的行政整合方式，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和体制创新。渐进的市场整合固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所需要的改革时间会更长、成本会更高。如果我们把行政权力和意识形态也当作一种资源，当作减少交易成本的人力资源和制度资源的话，那么我们在认识到市场作用的前提下作出行政整合的选择，就是一个明智而且有效的选择。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行政动员力量。中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没有理由只用那只“看不见的手”，把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搁置一旁。

    《人民日报》 2001年0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