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睁开眼，发现到处都在建楼，到处都在装修，到处都是奔赴“宜家”的有追求的人。“宜家”搬进我家，沙发是批量设计的，餐桌很有集体品位。该干点什么？请同样格调的朋友来开PARTY：时装、红酒、德式熏肠、法式奶酪……该听点什么？自然是JAZZ。

    再谈点什么？福柯杜拉斯王家卫《一一》DV时代罗大佑演唱会美国现代舞团……请任选一目。此刻夜凉如水，灯光摇曳，歌声迷离，比“宜家”更商品的是氛围，比小资更情调的是文化。

    曾经东方的达官贵人豢养文人骚客，莺歌燕舞之后，吟诗赋词是不可少的；曾经西方的贵族们饕餮完毕，优雅地点点头，早已洗净双手的宫廷作曲家，就立刻启动琴弦，奏上一曲文化甜品。不管艺术家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理会他们的初衷，他们的作品注定成为某个阶段的休闲产物；大多数人，只需要艺术的娱乐功能和格调功能。不仅仅是点缀——文化如同时装，必须披在身上披成另一层皮肤；这层皮肤书写着人们的身份。

    一部分人能过上小资生活并开始注重情调，这无疑比从前好上千百倍。然而，艺术的尴尬处境亦随之日益明显：全民素质的提高，生活的富足，使得艺术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观众；同时，如同“宜家家居”培养和满足了人们的机械化品位，艺术必将打磨得圆滑精致以便登堂入室。当艺术只与情调有关，艺术家的创造力和批判性就只沦为了情调的调味品。喝着红酒嚼着牛排满脸忧患地大谈非洲灾民在我眼里是恶心的，就像一个明明只爱看时尚杂志的女人偏要满口的杜拉斯。而杜拉斯确实是注重文字的情调的，正因此在我看来她还算不上一等一的作家。

    《北京青年报》 2001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