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宫”是博物馆主体灵魂———水底古文物“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后将完整陈列其间，两侧分布的四个椭圆体为参观通道和其他设施

美国畅销书作者盖瑞·金德在描述上世纪80年代末一艘名为“中美洲”的沉船打捞的作品《寻找黄金船》里这样结尾:“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结局往往出人意料。“中美洲”的打捞同时也让150吨黄金最终浮出水面――以至这艘一百多年前的沉船直接影响了美国当年的财经情势。

延伸阅读

以“南海一号”沉船为主题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将动工

2003年3月底，记者到达广东阳江海陵岛的时候，一群从全国各地抽调、17人组成的国内水下考古队正在这个南海小岛上部署着一艘庞大古沉船的打捞计划。张威是这个中国版“寻宝故事”的权威叙述者。他这些年要做的所有事情差不多都与这条16年前在该岛附近海域发现的古沉船有关。张是这支沉船打捞队的队长，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主任。1987年，他被派遣至荷兰学习沉船打捞和水下考古。“那时候，我们国家只有水下救捞机构，由交通部下属的三个救捞局负责，而‘水下考古’几乎是和这条南海沉船一起出现的一个名词。”在海陵岛的国家水下考古基地，张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长年浸泡于海水的缘故，张的眼睛里布满血丝――考古队为这次打捞准备了十年，针对沉船海域进行的局部性勘查所动用的潜水人次为“15850次”，累计多达“50万工时”。

就沉船来说，确实充满令人惊奇的理由。这条目前还深埋在南海海泥之中的沉船被称为“南海一号”。当年给它起名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解释，“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它意味了一个开始”。包括古瓷器研究、航海史研究、造船史研究在内的各考古领域专家对这条沉船都寄予重望。张威及其队友向记者表示，他们对“南海一号”上五种物品非常感兴趣:船上的货物、船队组织结构、船的构造、航行方式以及它的经济情况。“一直悬而未决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的考古悬案很有可能在‘南海一号’上找到蛛丝马迹。”已经退休在家的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一直注意着来自“南海一号”的每一则消息，他认为沉船必定能再现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因为“出航远海的船是一个单一性社会，人们会把那个年代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带上船，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将使我们洞察当时的贸易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提供地面上无从捕捉的考古佐证。”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说:“沉船上所载的文物由于在水下与腐蚀菌隔绝，铜金制品、大理石制品通常都能得到完整保存，像木材、纺织品这些有机物类古文物在水下的泥沙中会存放得像埋藏在沙漠和严寒地区的地下一样完好。”还有一个因素决定了任何一艘沉船的打捞出水都将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徐对记者说，“当时人们之所以会选择海运，就在于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运输工具骆驼相比，大帆船具有空前的装载量。如今这些沉船被打捞出来，等于说几百年前的一场大买卖推迟到了今天，还加上文物附加值。”一艘船的实际货物数量大到难以估量，黄景略说，保守估计，一艘长30米、宽10米左右的普通中型商船光瓷器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南海一号’的规模应该还要更大”。“这种数量的沉船文物如果一次性释放到市场上，会影响到这一区域未来几年内文物收藏商业市场的走势。”精通文物行情的国内资深文物专家许还山告诉记者，业界因此有着“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

张威说，在“南海一号”试捞的十年间，国际性商业打捞机构正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一领域。“英国人哈彻把南中国海的寻宝故事推演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99年，他在南海印尼海域的一只中国清代沉船‘泰星号’上一次打捞出了多达100万件德化青白瓷和牙白瓷，为了便于运输和抬高价格，哈彻敲碎了60多万件成色普通的瓷器后将剩下的35.6万件运往德国内戈尔拍卖行拍卖。即便如此，这么大数量的瓷器仅凭当时欧洲的文物商还是无法全部消化，拍卖行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买家。”据说，这场持续了9天的拍卖会最终的总成交额高达3000多万美元。

根据这个数字来推测，“南海一号”的价值也似乎有了些眉目。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在南中国海到底有多少类似这样的沉船和瓷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一直研究中国古代航运和陶瓷之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马文宽指出，仅18世纪的100年中可能有近1亿件瓷器运往欧洲，“而当时的航海技术还无法实现亚欧之间长距离远航，印尼爪哇岛便成为欧洲和东南亚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也就是说，中国古船及其满载的上亿件外销瓷一旦遇上海难，都将沉没于南中国海”。于是，“南海又有‘海底瓷都’之称”。

寻找“南海一号”的蛛丝马迹

2003年三四月份的海陵岛，正在度过它漫长的旅游淡季，夏天挤满各地游客的海滩现今很难看到人影，127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安静得只剩下海风的声音。这点细微的动静却是张威和他的水下考古团队所关心的——季风的变化直接影响海流，这对“南海一号”的打捞至关重要。“‘南海一号’沉船海域的海流随季风更替而变化，西南季风盛行东北向漂流，东北季风期盛行西南向漂流。”在水下考古基地的办公室里，张威慢吞吞地告诉记者，“南海纬度偏低，是典型的季风区，每年我们真正能够下海的时间有限，不到一个月。”张威的手机不到5分钟就会响一次，多是手下向他汇报关于打捞准备工作进展。这个落户不久的基地建在小岛的一个山坡上，站在上面就能望见不远处的澈蓝海洋。张威每天都在这里察看天象。“三四月份的风力有些减弱，但仍然很大，并不是南海最适宜水下作业的季节。”张威说。进入最后勘测阶段的“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作暂时搁浅。

谈到如何分辨和确认自己要寻找的沉船，张威说，一艘船沉没后，它的名字也随之消失。大海很快会毁坏掉货物清单、航海日记和其他文件。国外的海洋考古学家通常要查阅上千册历史文献、港口的船只进出港记录，甚至一些海事法庭记录来寻找沉船最原始的信息。而中国曾经很长时间实行海禁，从事外销贸易的海船大都是未经官方记载的民间船只。“这些船只一旦沉没，往往变得踪迹全无。”

不过在张威看来，仍然有细枝末节的规律可循。“有沉船的地方，水流往往会有些异常，狂风巨浪和海底洋流把沉船和沉船上散落的物件汇集在一起，就像是孵卵器中的鸡蛋。”张威说这是沉船的“垃圾场效应”。另一种方法则是靠当地渔民指路，“沉船大多会形成巨大的珊瑚礁，珊瑚迅速生长，一方面使得船体木材免受船蛆蛀蚀，另一方面也吸引一类海洋生物聚居。渔民跟着这些鱼走，经常就会找到沉船地点”。

“即便如此，也只能有一个大致方位。”张威说打捞沉船“其实也就是大海捞针”，“无论考古者还是探宝者，哪怕有再先进的装备，运气都是重要的。”他告诉记者，国外许多给寻宝者带来惊喜的沉船发现往往都是一些偶然事件。

“南海一号”同样是个意外。3月27日，记者费尽周折，终于在广州救捞局找到了沉船最初的“身世档案”:“1987年，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荷兰图书馆和航海图书馆中，查到名为‘YHRHYNSBURG’的一条古沉船，资料显示，该船属东印度公司，长42米，载白银6箱，细锭385.5吨。当年8月份，中国救捞总公司决定和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合作打捞这艘外国沉船，由下属广州救捞局具体承接这一业务。尽管英方人员画出了细致的沉船地点，这条东印度公司沉船并未找到，而水下作业人员却意外发现了另一条古代沉船，并当即打捞出水一批珍贵文物，计有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铁器共247件，以中国生产的瓷器为主。”据救捞局的记录描述，沉船地点附近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岛礁，是一个不错的避风港口，“南海一号”很可能在遇上恶劣天气试图停泊时触礁而沉。

遗憾的是，“南海一号”沉睡千年后的第一次面世就险些被毁。参与1987年打捞的广州救捞局救捞总监黄景回忆说，“当时英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缩短工期，采用了最简陋的打捞方法。一条2000吨的驳船，一架100吨的吊机，发现海下可疑物体后，就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东西抓上来之后，除了部分金属器件完整，几百件的瓷器一下子都烂成了碎片。”黄景当年刚30出头，那些个瞬间浮出水面的罕见古玩让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打捞场景的所有细节。他说，“看到了意外之财，英国人也很兴奋，加上他们要找的船没有找到，就以继续勘查为由让我们接着捞。当时我想再这么干下去，瓷器一件都留不下来，那真是太可惜了。我就和几个伙伴们商量，东西弄上来，我们慢慢干，用水慢慢冲。那次合作双方很不愉快，但‘南海一号’终于保了下来。”

张威和他的队员最近一次下水是在03年3月1日。这是一次局部性的试捞。“就在那个地方，我已经下去过30多次了。”张威指着远处的海面告诉记者，这次短时间水下搜寻，张威透过磁力仪发现沉船附近的一处珊瑚下有一些突起的东西，他用气枪清除珊瑚和泥沙，松开木块和木栓，发现了一个金属杯、一个划花碗、一个葫芦形瓶、两个绿釉陶和几个小的印花皿。队员们在水下用硫酸纸画下文物位置——所有步骤都小心翼翼。张威说:“沉船上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将决定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原貌。”

3月28日夜晚，岛上又刮起了五六级大风。让人期待的打捞被有点反常的天气一再拖延。这倒让记者有机会见到了先期出水的几批瓷器——它们果然美轮美奂。张威说，这些器皿经确认来自宋元时期的四个窑系:一是景德镇窑系的影青瓷，二是福建德化窑系的印白瓷，三是福建建窑系的黑釉瓷，四是浙江龙泉窑系的青瓷。“沉船所在位置是中国帆船进行欧洲贸易的传统航线，而‘南海一号’沉船里面又至少同时出现了江西、福建、浙江三个省区、四个窑系的瓷器，我们基本上可以大致判断这条船是从宁波或者泉州港始发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叶文程说，“广州在当时也同样盛产青白瓷，船在广东海域沉没，到目前为止却没有发现广东的瓷器，应该说这对丝绸之路‘广州始发’之说是不太有利的证据。”

“不过，沉船更多细节在进一步深入勘察而水落石出之前，一切尚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水下考古队队员、阳江博物馆馆长张万星告诉记者，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之后，瓷器码放的方式，不同瓷器撂置的先后顺序会清楚地再现沉船当年所先后经过的口岸，“每次下水，我总是很兴奋。因为你会感觉到是你正在逐渐拼凑、寻找历史的版块，不断地接近真相。”

财富争夺的故事

“200年前的订货今天到港。”16年前，围绕一只南海中国古沉船的拍卖在全球招徕买主。这批被称为“200年前”的订货是一船货色齐全的清代青花瓷。“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南海沉船的第一次被盗，但它确实引起了国内考古界人士对这一领域的重视。”据张威介绍，英国职业海上盗宝人哈彻1985年在南中国海打捞出1752年沉没的装满250000件中国古瓷和金银物品的一艘商船，在公海藏匿一年之后，按国际公约“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规定交由嘉士德拍卖行在阿姆斯特丹拍卖。

当国内两名考古专家看到荷兰嘉士德拍卖行寄到中国的关于这只沉船物品的拍品手册时，阿姆斯特丹早已经成为全球豪商富贾云集之地。耿宝昌是当时前往荷兰的两名考古专家之一。今年81岁已经满头银发、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专家耿宝昌曾与哈彻有过两次交谈，对这个“海盗式”的传奇人物留下了深刻印象:“迈克尔·哈彻黄头发，赤红脸，长得五大三粗”，“但说到南海的沉船分布情况，他显然比我们自己还要熟悉”。

“那次拍卖的瓷器都是民窑的精品，因为当时故宫藏品都是皇家官窑，所以文物局决定自己买一点回来充实展览阵容，就派冯先铭先生和我两个人去。给我们俩人3万美元，规定的原则是可以在标价之上加3倍。”耿宝昌回忆说，“我们住在海牙的使馆，距离阿姆斯特丹有两小时车程，拍卖前，嘉士德拍卖行组织预展，我们可能是第一次光顾商业拍卖的中国官方人员，拍卖行的人非常兴奋，带我们把展厅逛了个遍。在两层楼的展室里，到处都摆满了，主要是日用瓷，1730年到1760年的东西。当然也有点新鲜的，一共15万件，瓷器保存都很完好。据哈彻介绍，沉船中瓷器是包裹在茶叶和绿豆当中的，经海水一泡，瓷器都被结实地固定了。拍品中有125块金锭，其实就是俗称‘南京鞋’的金条。听说他们在印尼领海被海盗分了一部分，由于东西太多，所以没办法一件一件拍，他们把这些按类别10个甚至几十个分成组编号。”

这样大批量处理中国文物的场面，耿宝昌也是第一回见，他说，拍卖是在希尔顿饭店进行的，跟大型剧场一样的拍卖厅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过道、地毯上，直到大门外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而3万美元的资金在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性文物买卖中看上去毫无竞争力。“虽然拍卖行给了我们特别优惠——1号牌，但一拍，多数拍品的售价都在预估的10倍左右，我们竟没有得到一次举牌的机会，愣是看了3天。我们走到街上，人家都在问:‘你们没到拍卖场看吗？拍卖中国瓷器，瞧那些疯子。’3万美元最后分文未动带回了北京。”耿接着说，他们回国后没几天，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就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召开了由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广州市博物馆以及国家海洋局、交通部救捞局、外交部条法司、海军司令部等单位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研讨在国内开展水下考古的筹备工作，“‘南海一号’被看成一个开始”。

张威告诉记者，在阿姆斯特丹拍卖的这艘沉船上所有文物最终的交易总额高达3700万荷兰盾(约2000万美元)，而“十几年后，对另一只中国古沉船‘泰星号’的拍卖，哈彻又刷新了自己的纪录”。

不光哈彻一个人在计算着这笔庞大而直观的财富。据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有关人士透露，在“南海一号”发现的将近20年内，与官方文物部门和水下考古队商谈过合作开发“南海一号”或者其他南海沉船的国家、国际商业打捞机构或者个人打捞团队就不下10个。

1989年中日联合打捞“南海一号”的合作持续了5天。对这一段历史，张威说:“与南中国海海域的多数国家如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相比，日本有雄厚的企业赞助资金和成熟的打捞技术，但苦于领海的沉船资源有限，他们往往积极地与周边国家寻求合作。”“第一天开工就不顺利，因为与发现的时候比，沉船又经过了两年淤泥沉淀，必须重新扫描，确定准确位置。但是那一天海面风特别大，作业船只每一次抛锚定位都得花上将近两小时。现在想，可能是与当时的定位误差有关。那一次我们其实并没有找到船的主体位置，只是擦了个边，打捞上来的少量瓷器样本让日方看上去很失望。”日本水下考古所见无大利可图，原本双方约定第二年5月份进行的第二次试捞也就不了了之。

据参加中日联合打捞的水下考古队员林果介绍，那次对“南海一号”的试捞使用了日方提供的美国EGG公司80年代的新产品——SMS-960型海底扫描系统，这种用计算机处理海底声学信息的旁侧声纳系统探测沉船时可以达到对扫测区的100%的覆盖。但为什么仍会一无所获？对记者的疑问，张威笑着说这实在“不足为奇”，“一方面，这样的机器还远不够精确。”另一方面，“沉船和散布在它周围的古文物大概是一个以半英里为半径的圆周，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在岸上，你走一圈都要花上老半天，更不用说在深海之中，漆黑一片，所有的工作得凭经验和感觉。”“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差使”。

张威说，海洋打捞的风险是陆上考古无法比拟的，风暴、暗流、鲨鱼和各种难以预见的危机，走运的哈彻尽管屡屡盗宝得手却也无法始终免遭不幸，“1996年，哈彻和他的打捞船‘澳洲海涛’号在泰国附近的公海打捞一艘古沉船，一个月后，当船员终于从海底古船上将大堆的古陶打捞出水时，海面上突然出现了泰国海盗，双方交涉数日相持不下，几名船员被打伤，海盗船把‘澳洲海涛’团团围住。最后，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古董被全部掳走，哈彻每天超过一万美元的打捞成本也都打了水漂。”

打捞“南海一号”要花多少钱？

聊到类似“南海一号”这样一只古沉船的打捞成本，张威说大概要“十倍”、“二十倍”于田野考古，然后想了想又否定了自己的这两种说法。“从经费成本上来说，水下考古是个‘无底洞’。因为它要求‘深’、更‘深’;‘准’、更准。美国‘海鹰深海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劳伦斯有句名言:‘你想在大西洋底找一个丢失的足球，只要拿足够的钱我就可以替你找到’。”“陆地墓葬挖掘只是一个科学方法，而水下考古则要借助自然科学，它需要太多尖端科技的助力。1985年，赫赫有名的‘中美洲’沉船打捞两年内花去了1200万美元。”“而这个数字是一个商业打捞机构为了实现最大利润而付出的成本。”张提醒记者。

记者从上海救捞局了解到，1977年交通部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号的大规模打捞工程，交通部指示上海救捞局编制一份该工程民用部分（军费开支除外）的经费预算，结果工程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对记者说，在科学家眼中，深海沉船打捞的复杂性不亚于探测外太空。“美国用8年时间，动员40万人，耗用了1000亿美元的经费，才让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严格来说，深海探测成本不会比这少多少，所以人们一般认为除非政府竭尽全力，不计成本，否则难望成功。”“水下10米就是一个大气压，因此所有深海设备对材料都有起码的抗压要求。”徐告诉记者，被称为“水下机器人”的深潜器分“无人型”和“载人型”，都能承受3000个以上的大气压，而它们每一台的造价就超过1000万美元。

“地磁仪是水下作业的必备仪器，它可以通过金属物体对地球磁场的干扰发现火炮、锚、螺旋桨等沉船的标志物，它的灵敏度极高，能够发现掩埋在沙层下面的小物体。现在一个基本地磁仪需要16000美元，不过价格已经只有10年前的1/3。”“另外，大面积深水探测必须使用侧面扫描声纳，考古人员必须借助它去发现海底沙滩伸出的物体，如桅杆或船体等东西。新型的‘声纳遥感水下探测仪’测位更准确，每天可以扫描100平方英里的海域，发现到海平面下2000米的小物体如油鼓等，并且它的探测结果可以直接通过线缆输入到打捞主船的船载计算机系统中，计算机能照全球定位系统迅速找到沉船的准确定位，避免费时费力的传统浮标定位法。这样的机器每台售价从10万美元到300万美元不等，我们国家的水下考古队目前只装备了最便宜的一种。”

而每个水下考古人员最普通的潜水装备与地面考古设备相比也都是奢侈品。张威对集结在海陵岛的“南海一号”打捞小组的装备进行了一番详解:“水吸收人体热量的速度十分惊人，水下装备必须具备保暖功能。我们一般使用湿式和干式两种潜水服，‘湿式’是指它能让一薄层水流进来紧贴着潜水员的皮肤，并很快使潜水员的身子暖和起来，成为一层很好的绝缘层。‘干式’的把潜水员的手腕、脚脖、脸部箍紧，一点水也透不进来，在水下长时间工作或在很冷的水中工作时比较理想。最普通的这两种潜水服通常都在3000元以上。一个军用气瓶最便宜的也要5000元才能买到，我们队员用的水下呼吸器是7800元，但并不是很好的产品，它的呼吸阻力仍然感觉很大，进口的高档呼吸器要贵上10倍。潜水装备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小东西，就是潜水电脑，我们把它戴在手腕上，看起来像一只大的军用表，它可以显示水温、你的体温，同时可以控制你在水下停留的时间，它要15000元。”“这一套下来，我们最起码的工作服就需要3万元以上，一个队最简单的装备齐了得100万元左右。”

最主要的开支是在打捞开始之后。张威介绍，所有的工作船只都是借用，每条船每天的租金就是3000元。很多时候人算不如天算，每一次确定沉船地点就要耗时几百个工作时。遇上海流急泥沙淤积快的情况，每天都得重新定位，所耗人力物力可以说是“日掷千金”。因为代价高昂，张威说工作时一切都得精打细算，“设计水下遥控机器工作系统的首要规则是:如果可能，一切工作尽量在海面上处理，再以复合多轴电缆传递指令，因为利用缆绳虽然信息传递迅速准确，便于船上和水下的沟通。但成本实在昂贵，主绳市价每米成本98美元，辅助缆绳每米20美元，光是缆绳成本，就得上百万元。另外，绞车和起重机都得加大，拖吊支撑点也得加强，母船也必须够大，人员必须增加，控制系统也得更加复杂，各项开支也就成倍地增加”。“‘南海一号’之所以十几年一直没有发掘，主要是资金原因。前年试捞，得到了香港水下考古研究探索协会提供的120万港元资金支持，这笔钱不到一个月就用完了。以我们现在的资金，只能省之又省。”

张威说，“更大的成本还是生命安全可能面临的风险。”因为考古队所乘的工作船经常要到离岸100海里以外的地方，“一旦出海，船只和人员都暴露于危险之中”。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