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年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歌,为什么20年过去了,写的作品还不如以前了呢

一个喜欢摇滚乐的人对另一个不喜欢的人说:你不喜欢，是因为你身上根本没这种东西。他说这话的口气，透出十足的骄傲。可摇滚到底是哪种“东西”啊，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总之如果喜欢摇滚乐的人，纵然生活把他折磨成一个生活的奴隶，只要你让窦唯、张楚、何勇站到他面前放声歌唱，一定能找回年少时那个桀骜的自我。”摇滚乐迷潘刚说。

就如一本介绍重金属音乐的书上的句子:如果你觉得这种声音有些吵，就证明你已经老了。

所以，摇滚乐显然是和激情、和青春有关的东西了。

6月16日、17日、18日，中国摇滚乐坛在沈阳火车头体育馆实现一次历史性的“阅兵”。“如果再来20年”大型音乐会以纪念摇滚乐在中国诞生20年之名狂欢3天。中国三代摇滚音乐人首次同台演出，这几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崔健、“唐朝”、王磊、汪峰、谢天笑、“二手玫瑰 ”、SUBS、颠覆M等一共20余支乐队，全面展示中国摇滚各时期的光辉历程，也是中国摇滚20年风雨历程的一次总结性回顾。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摇滚人还能撑多久”

即使在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仍有众多铁杆摇滚乐迷选择度过一个摇滚乐的夜晚。3天来共有万余名观众来到这里，尽情舞动。演出中，有“中国摇滚乐之父”之称的崔健大声对乐迷说:“中国的摇滚乐看起来像个鸡蛋，很脆弱，但却没有死，它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就在演出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了崔健，他一提到中国摇滚的现状，表情就很严肃:“中国摇滚正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现在几乎没有人能体会这种音乐形式的重要意义 。除了北京几个摇滚乐队和极少一部分痴迷摇滚乐的人还在艰苦支撑，很多人都已经退出了。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摇滚人还能撑多久。”

但沈阳火车头体育馆的盛况还是足以让人欣慰的。乐迷们站起来、站到前排，用力挥舞双臂，和台上的乐队互动着，场面感人至深。

与此同时，这次音乐会的音响、灯光与调音也是相当出色的。视频师陈雄伟说:“这些人员都是跟了崔健、王磊很长时间的人，经常与国外交流，他们熟悉国际上先进的灯光、音响是什么样的。”

窦唯没有来，许巍没有来，可是，谢天笑来了，声音还是穿云裂帛;二手玫瑰来了，带着那诙谐讽刺的语调;“唐朝”来了，有几个高八度丁武已经明显唱不上去了;还有王磊，这个走在摇滚前卫路上的人，为未来摇滚的方向实验着;汪峰，只有在现场才让人觉得他是搞摇滚的，而不是流行歌手;当然，还有崔健乐队，满身披挂，五角星帽，当之无愧的最后出场。

然而，却没人敢说，中国摇滚将从此走向春天。崔健说，如果说在这次音乐会的带动下，一两年内中国摇滚全面盛行，我没有那样的奢望 ，这要靠积累，也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摇滚乐队SUBS主唱抗猫说，我挺希望这次音乐会能让摇滚乐迎来春天，但事实上这一次成功并不能代表以后也会成功，毕竟摇滚乐还存在很多问题。

崔健直言不讳，中国摇滚乐还处在萌芽阶段。不要以为坐在家里听几张唱片，就是欣赏摇滚乐了。事实上，摇滚乐非常需要去现场感受，需要音乐会的形式。而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环境，摇滚乐远远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生活。

“一无所有”的追求

大多数人对摇滚的记忆开始于崔健的《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那是在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纪念“ 国际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穿着一件大长褂子，背着一把吉他， 两裤脚一高一低，蹦到简陋的舞台上——崔健掀起的狂热无人能及，他替一代人唱出了他们自己，也让一代人跟着中国人自己的摇滚乐走。

20年后的今年，崔健和着全场上千人要求“返场”的呼声，再次唱起这首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作时，乐迷们还是那样激动，还是那样爆发，然而中国的摇滚乐是否真的走到“一无所有”?

摇滚乐迷潘刚说，“我非常喜欢崔健的歌儿，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它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他说:“我看他是我们摇滚乐的行吟诗人。他反映的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是准的，比大而无当的、泛泛的文化的那种，我更能理解。”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当《一块红布》仍然作为保留曲目，在音乐会上唱了起来，每个歌迷都拿着入场时赠的一块红布，为老崔歌唱、呐喊，在重新寻找当年的影子。

上世纪90年代初，“魔岩三杰”张楚、窦唯、何勇分别出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黑梦》、《垃圾场》三张标志性的唱片。他们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轰动的场面令人难忘。那时被称作“新音乐的春天”。

而“春天”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后来的摇滚乐在中国日益边缘化，演出活动及相关报道少之又少，负面的传闻却时有所见，当年的辉煌，像传说一样遥远。所以，当摇滚乐的探寻者们努力想要办大型摇滚音乐节、音乐会，试图把摇滚乐带回到公众的视野时，才发现世界变了，摇滚也变了。在沈阳三天的演出过程中，天天上演着台上台下互相较劲的尴尬大戏:歌手喜欢唱新歌，歌迷喜欢听老歌。一个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歌迷说:“我就不明白，他们当年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歌，为什么20年过去了，写的作品还不如以前了呢?”

在北京、在上海，有为数不少的地下乐队，有的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准，但他们的号召力，还很难和那些老乐队相比，更让人尴尬的是。他们已经不再拥有摇滚的“空气”。

SUBS乐队主唱抗猫，在演出时一口气唱罢五首歌，歌声中是愤怒与咆哮，是一次声嘶力竭的体验。抗猫向台下大喊:“摇滚是一种站着听的音乐，你们还坐在那里干什么?”

走下台，抗猫又变回到那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年轻逼人且挂着幸福的微笑，与震慑全场闲云野鹤般独自取乐的那个抗猫简直判若两人。

“我们的摇滚乐希望是一种可以与观众互动的音乐，我们表达的情感但并不活泼开心。在我的印象里，常有认真在听的观众是一动不动的，还有哭的。”抗猫对记者说，现场就是现场，是作品和人在一起呈现的最真实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摇滚乐队的现场最有意义。

沈阳的三场演唱会，不少乐队都和SUBS乐队一样无奈地呼唤观众“站起来”。现在摇滚乐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很多摇滚乐队就是为了生存而在抗争，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需要保持一个乐观的精神，不要饿死在那里。抗猫这样说:“我们常常乐观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曾经苍老，但我现在风华正茂

崔健厌倦甚至痛恨被当作精神标志和文化符号，他一直在创作，可人们总是更喜欢《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同时，那个写“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的许巍，却不会再去写那些沉重的东西了。是什么改变了老的摇滚人?

抗猫说，我们时刻保持着对社会的敏感，中国摇滚的20年是中国社会变革的20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中国摇滚人都很敏锐，对国际摇滚趋势和脉搏把握非常好。可是有些前辈，他们却不再敏锐、不再与生活发生冲突、碰撞；但他们在那个年代做了他们应该做的，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沈阳，人们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未来各抒己见时，王磊反问了一句很有摇滚精神的话，“摇滚为什么要走出困境”。是的，摇滚乐最不需要的就是怜悯和自我怜悯，摇滚的精神就是反叛和自由，需要的不是别的，只是对手。没有对手，英雄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英雄，人们又何必喜欢摇滚呢?而现在，谁都很难充当英雄。

周国平曾说，摇滚在中国从来没有兴旺过，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兴旺。

上世纪80年代崔健音乐的红火，得益于他的作品的内涵与时代氛围的幸运结合，与摇滚的红火是两回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可能再有这种幸运结合了。下一次在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无人能够预言。

能做的，就是坚持和进取。英国的大卫·鲍伊，就是那个一双眼睛同时呈现青绿色和棕色的著名摇滚乐手，56岁的时候，在他的个人演唱会现场，他浓密长发，花色复杂的大衣，音乐千变万化，千奇百怪，而他的歌迷 ，许多已经是中年男人，肩上扛着儿子，小男孩衬衫上印着鲍伊的名字。有人问鲍伊感觉怎么样，他说，很好，我还是我。“我和他同年龄，我一直迷恋他” ，一个歌迷如是说。“你爱着青春时候的他，就像爱一个年代;你爱着年老时候 的他，就像爱一种习惯。”

前两年来中国演出的深紫乐队(DeepPurple)每位乐手都60好几，加起来有几百岁了。他们号称“重金属之父”。中国重金属之父唐朝乐队主唱丁武说，老哥几个也会继续努力的，自己60岁的时候，一帮老头还在台上玩摇滚，那是多牛的事情。

唐朝乐队是中国摇滚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乐队，但正当乐队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贝司手张炬被一场车祸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唐朝乐队受到重创。

丁武说，“我们最后坚持没有解散，主要是我们最初热爱音乐的信念没有变，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另一方面在音乐方面我们都到了中年期，在创作方面很多在年轻时不成熟的东西，现在开始慢慢成熟起来，我们会把握好自身的价值，创作出更多长远的音乐。”

一直有人喜欢唱，一直有人喜欢听，有生命的东西会自己生长，摇滚乐也是这样，一直“相看两不厌”，也许就成就了一段不平凡。希望那些摇滚乐手60岁时，能像鲍勃·迪伦一样唱:我曾经苍老，但我现在风华正茂。(记者姚剑锋/沈阳报道)  

地下摇滚乐队走出地下？

摇滚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天上,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在地平线上

炫目的灯光,震撼的音响,台下排山倒海般的呼喊……在沈阳火车头体育馆,每支亮相于“如果再来20年”纪念中国摇滚乐诞生20年音乐会的乐队都在充分享受着音乐带来的满足与荣耀。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处境艰难,每晚为了生计来回穿梭于大大小小昏暗酒吧的“地下摇滚”乐队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们永远都无法企及的世界。

摇滚音乐圈内习惯将那些非主流的,不为公众熟悉的乐队,称为“地下乐队”。沈阳本地摇滚乐手萧寒说,“地上”和“地下”是指成功与否。乐队成功了,和唱片公司签约了,就成功地从“地下”浮到了“地面之上”。

“我们的生活是一般人所无法想像的,”SUBS乐队主唱抗猫回忆起当初的生活时,仍然感触良多。

今年27岁的抗猫17岁便开始了自己的摇滚生涯,她和队友在2002年组建乐队,在全国和欧洲很多地方做过商业演出。她说,作为本次音乐会上第一支亮相的乐队,SUBS乐队的名气与地位现在毋庸置疑,但这也是多年默默无闻生活之后的苦尽甘来。

“在我们最艰苦的时期,那种拮据是令人心酸的,”抗猫说,由于本地的艺术氛围无法和北京比,当时乐队经常半个月赶不上一次演出,大家的生活毫无保障。

谈到创业初期,抗猫留下了辛酸的泪水,“最大的痛苦是家人的不理解,爸爸妈妈坚决反对我搞音乐。”一气之下,她就离开家开始了自己的奋斗之路。没有经济来源,每天只能吃一个小包子或者两个馒头,一个月能瘦10斤。

有一次乐队在外地演出,花光了所有的路费,结果一连三天才吃了一顿饭。最后好不容易凑够了路费才回来。

“如今我们走出了地下,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努力的结果。”抗猫说。

和他们相比,同样来自当地的萧寒显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还在过着地下的生活。

“在北京,稍有名气的摇滚乐队演出一个晚上,每位成员的收入在四五百元左右,”萧寒说,“而在沈阳几十支乐队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十分狭窄的市场空间,我们的生存实在不易。”

萧寒坦言,他们也曾灰心失望过,可是每当抱起心爱的吉他,忘情地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们就又找回了自我。“是音乐给了我们坚持的勇气,是音乐让我们活下去。”

崔健说,“摇滚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天上,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在地平线上。”而地下乐队们奋斗的事实却说明,穷困往往能使人对生活产生更多的感动,有更多的灵感。

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只是20世纪最后十几年的事。毫无例外地,摇滚乐都产生于城市,在从事摇滚乐的群体中,能发现只有在大城市才会产生的社会问题。

“面对经济大潮卷起的污泥和腐朽,人们更习惯选择‘理性的和平’方式去对待这些社会问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愈来愈高,素质也愈来愈高,对精神上的生活要求也越来越高。”东北大学社会学者包德功说。

在北京,著名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大小酒吧邻比皆是,竞争激烈,但生意仍旧火爆,这里是人们躲避压力,休闲消遣的好地方,也是地下摇滚乐队生存的主要空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共有酒吧上千家,分布在北京各区,主要集中在朝阳和海淀两区。

关于目前中国摇滚的发展,现在摇滚乐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很多摇滚乐队就是为了生存而在抗争,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需要保持一个乐观的精神,不要饿死在那里。抗猫这样说:“我们常常乐观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摇滚乐队在每天的训练之余忙于夜晚的酒吧演出,每晚每人可保证不低于百元的收入,但收入很不稳定,还要依靠酒吧整体的盈利状况,但决定能否有饭碗的关键还在于乐队的整体水平以及与市场的适应程度上。有时他们也会遇有公司举办各种公关活动,他们前去捧场的收入是比较可观的,一小时在千元以上。但这种机会并不多。

近一段时间的网站大肆宣传却给了许多乐队这样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最终目的是想和唱片公司签约,发行自己的唱片,这样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还实现了自己的音乐“理想”。

来自北京的荪博日是“颠覆M乐队”的主唱兼主要创作者,他这次专程来到沈阳参加这一“中国摇滚乐坛的盛事”。他为自己曾是一名“地下摇滚”乐手而自豪:“摇滚乐里反映的很多都是真实的生活,需要我们用自身的体会写出感人的音乐。”

“当然,和所有摇滚乐手一样,我们也渴望走出贫困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属于边缘群体,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 荪博日语调中满是无奈,“很多人对我们存在着极大的偏见,认为我们的音乐肮脏,还总是将我们与毒品、性绑在一起。”

他说,“其实我们歌唱的百分之百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我们总是呼吁远离犯罪,从来不反社会,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些倔强和叛逆的性格。”

“只要我们还活着,摇滚乐会在中国进入主流音乐的殿堂。” 荪博日自信地说。（记者姚剑锋/沈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