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写文章,有点像玩票。写得好的,率性自由,蔑视传统,精灵古怪,都在情理之中。远的不说,近的如黄永玉、黄苗子、陈丹青,写来均幽默洒脱,嬉笑怒骂,不小心就自成一派。而读刘海粟先生的《艺术叛徒》,却又是另一种感受。
最早读刘海粟的文字,是从郁达夫开始的。刘海粟在一篇名为《漫论郁达夫》的怀念文章中写道:“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是刘海粟对郭沫若当面说的,他说,郭沫若听了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深刻之处,不只在于刘海粟的直言不讳和对郁达夫的情深,还在于他作为一个画家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学家的明察秋毫。比如,他还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不独如此,1931年徐志摩去世时,刘海粟在悼文中就用“幽抑清冲”四字概括徐氏散文的特色,也是他,评价陆小曼“美艳绝伦,光彩照人”,几个字就把她写成了绝世传奇。
作为画家和教育家,刘海粟先生实在名气太大,既有“中国文艺复兴大师”的美誉,又被称为艺术界的“狂人”、“怪人”与“艺术叛徒”。他活了差不多一百岁,一生荣辱毁誉,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但是他的文章,却全然没有怪诞反叛之气,也并不任性幽默,相反却忠厚朴实,几无章法技巧可言。第一辑“师友杂忆”,收录了刘海粟回忆康有为、吴昌硕、张大千、徐悲鸿和徐志摩等先生的纪念文章,均为平实的记叙,简朴到几乎可以当史来读。刘海粟眼中的康有为,既是老师,又是朋友,而康有为虽主动收刘海粟为徒,却始终以弟相称,二人互敬互重,书信唱和,以礼相待,可有时竟也诤言相向,比如康有为曾经当着外国友人的面诋毁孙中山,刘海粟忍不住抗辩,康有为先是勃然作色,继而悲从中来,最后竟又兴奋赞赏。这些珍贵的历史细节,刘海粟叙来不动声色,却自有一种朴实的力量。有意思的是关于徐志摩和陆小曼,外人眼中的徐陆之恋是悲剧,是不可理喻的,而在挚友刘海粟眼里,却是轻喜剧,是浪漫的,轻松的,光华灿烂如同天边的一片云彩,其中记载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几乎可以视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生态细节。
刘海粟的文章,无论写人记事,描画风景,还是谈艺论画,都非常注重细节。而且他作文没有什么规矩,也不符合散文的文体,信笔写来,如同“流水账”般漫不经心,不只写十上黄山如此,甚至在写到当年的“模特儿风波”和自己的四次婚恋时亦如此。这似乎与他“艺术叛徒”的名声不合。徐志摩曾写文章评论刘海粟的画,他说,海粟作画,自己赏鉴的标准只是一个:伟大。不嫌粗,不嫌野,他只求大。他是一个有体魄有力量的人,所以他的画让人随时能感受到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这种气象氤氲到文章里,造就的却并不是大格局和大写意,而是朴实低调,不动声色,但同时又天生具有一种身经百炼的坚韧和从容不迫的节奏。这种自信,既是刘海粟先生艺术人生的根基,也是他的随笔的最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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