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蛮小子不知道未名湖，1955年入学的第二天傍晚，早一年进北大的福州一中校友领我步入秋光澄净的未名湖畔，映入眼帘的竟是优美得出乎意料的湖光塔影。我只觉得我是来到一座雅致的园林，我只想看，不想走了。刚在湖畔的石岸上落座，湖那侧就传来歌声，举目望去，只见以白种人为主的十几个英姿勃发的青年男女沿湖漫步，两只手风琴手兴高采烈地奏出轻快的乐音，错杂而行的俊男靓女闲雅地唱着曼妙的歌。呀！此景此情，过去只在表现幸福生活的苏联电影里见过，不意今天，自己也进入此画中！我久久地端详澄澈湖面上他们的倒影，心中说不尽的舒畅。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雪景，就是冬装的未名湖。我忍着耳朵的僵冻，在湖畔、林麓贪婪地来回观赏：那草坪上厚厚的雪褥，那雪毯铺就的洁白无痕的路，我真舍不得踩上脚印，破坏了她的完整无瑕。婀娜多姿的树枝单向长出厚厚的雪绒，树叶上堆満雪花，颤巍巍地，千朵万朵压枝低。我强睁大被冻得睁不开的眼睛，想把那雪白晶莹的世界镌刻心中。晚饭后，连夜写下平生第一篇像散文的东西，那真是情动乎中，不得不写。也是那年冬天，我在结冻的湖面上不知摔了多少跤，终于学会了溜冰。

未名湖成了我朝夕亲近的密友，朝云、暮雨、黄昏、月夜，都喜欢独自去探问，特别喜欢临湖轩旁静谧的荷花池，无数次在那里细细品味“曲径通幽”的意境。团支部同志说我喜欢独来独往，大概就是他们觉察到我对未名湖的钟情。记得有一篇文章专说独自散步的妙处，我是深有体会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信马由缰，不仅可以凝神，而且可以遐思，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至今我还保有此好。许多人都喜欢去颐和园，我当时给外地同学写信说，我更喜欢未名湖，有了未名湖，我就不想去颐和园。现在想来，也许颐和园是庞大的交响乐，我难于把握，而未名湖是单纯的小夜曲，我能心领神会，而且可以朝夕领略。相看两不厌，惟有未名湖！别轻看湖山在怡养性情方面的作用，就在这样的“相看”“相恋”中怡情养性，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燕园人。未名湖已成了我性情之源，参与镕铸了我的性格。　　

未名湖畔闪耀着的众多学术巨星，更令我着迷。中学时代，我一直是团干部，团委书记就是我前瞻的偶像。到了北大，开学前，穿长布衫的系学生会主席带领部分新生到一些教授家拜访，走进他们的家，满目是满橱满架的书，翰墨飘香，在我眼前竖起一尊尊偶像。呀！这么渊博，这么儒雅，这样大的成就，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赢得倾心尊敬！开课了，堂上有鸿儒，活生生的学者就站在我眼前，该门学科的权威、教科书和参考书的作者常常就是任课老师自己，有的老师一边给我们讲课，一边他的授课内容就在报刊上刊出——这就是学术前沿，这就是学术高端，学术殿堂并不渺远，老师们正在摘取学术桂冠。“向科学进军”这是未名湖散发出的声音，一位位名师都是向科学进军的旗手，一堂堂课都是向科学进军的脚步，我已跻身这支队伍，愿紧追前进的脚步声。

我在未名湖漫步的范围扩大到教授宿舍区。在静谧的深夜，窗帷下台灯柔和的光散发出诡谲的色彩，对此我怀着一种虔敬，感到一种神圣。我脑际常浮现当时校报上报道的翦伯赞教授“雪夜读汉书”的情景：在漫天风雪的北国之夜，当时已经德高望重的鸿儒硕学，凝神静气，挑灯夜读，孜孜不倦，师母就坐在书桌旁做女红。

这样的学术人生多么高雅。在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代，我在未名湖畔很快找到了愿意皈依的人生价值取向。人生的梦，在未名湖畔诞生了！

第一学期考下来，我门门五分，但自己深知，学识不如周围许多同学，要赶上去，只有加紧努力。我吃饭很慢，有“李慢”之称，但室友说我早上去图书馆动作特别快。是的，不快不行呀，当时图书馆包括文史楼分馆的座位远远不够，特别是星期天，要“抢”个座位可不容易。冬天不好在室外读书，怎么办？同学们都发愁，我却有一个绝妙的空间――哲学楼的厕所！那里的每个抽水马桶都自成一个单间，关上门便自成一统，可以专心读书。有了这么个好去处，一旦图书馆没了座，我就躲到那里读上半天书。

那时候学苏联，周末要组织学生学跳交谊舞。一到周末，文娱委员便到宿舍“清室”，确保人人参加，不留死角，尤其我这样“冥顽不化”的抗拒分子，成了她“紧盯”的目标。敌进我退，我采取了“游击” 战术。我们住的十三斋每个门洞内都有个洗澡间，这是女委员无法涉足的天然“庇护所”，于是每周末我就抱着书躲进去逃避“搜索”。

大学前四年，我每个寒暑假都没回老家。那时宿舍楼几乎没人，很安静，真是潜心读书的大好机会。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得了一场病，在校医院住了一个月，白天夜晚都在病床上看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唐·吉诃德》……好些大部头就是在病房里看的，同室东语系的病友说我“趁机大捞一把”。

“大跃进”年代，谁读书就会被视为“走白专道路”。幸好我们中文系1955级走上了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的路子，集体搞科研，为了集体事业，当然可以放开手脚公开钻研学问了。未名湖畔出现了一块读书的“特区”。入夜，文史楼阅览室灯火通明，可以特许弄到半夜三更。平时难以见到的大批图书都调出来了，包括许多大型丛书就摆在桌上，任我们翻阅，我们真是趁机大捞一把，大饱“读福”。

二卷本和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完成后，我们二十多人转入编著《中国小说史稿》。这时已开始注意邀请一些教授参加指导。我、黄衍伯（岩柏）、张菊玲三同学与吴组缃先生共同组成《中国小说史稿》编委会，我代表编委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的黄肃秋先生签订了出版合同。在北大五年，我属于安守本分的穷学生，不大涉足丰富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活动，也疏于拜谒多如繁星的各位名师。缘于编小说史，吴组缃先生成了我受炙最多、受益最深的老师。从1959年秋到1960年夏，我常常经未名湖来到镜春园81号四合院。我至今还记得那方方整整的围墙，那两扇对开的老式油漆大门，那花木扶疏、大而没有精心经营的庭院。对我来说，那就是杏坛，那就是孔帐，是传道授业的神圣之地。那时正是吴先生无端受批判的时候，可他没有沮丧和懈怠，对祖国文学总是充溢着挚爱和虔敬，像笃诚的宗教信徒；对学术总是保持着高目标高期许，确是登高望远的硕学鸿儒；对治学总是要求独立思考，开创新境，确是一丝不苟的严师。哲人已去，遗泽永存，对我来说，他更是未名湖之梦的放飞人。

本文作者介绍：

李汉秋，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安徽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和教学，1989年获首届全国普通高校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奖后调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已出版专书44本，关于《儒林外史》的书16种，其中两种分获首届（1978——1986）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和首届（1978——1985）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年中国《儒林外史》学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是第七、八、九、十连续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