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的《百家讲坛》开播将近五年了,登坛讲学的学者众多,涉及学科也广。今年,在《百家讲坛》上讲汉代、品三国的易中天教授成了学术明星:《易中天品三国》以无底价的竞标方式招标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55万册首印,版税14%,三年内保证该书发行不低于20万册”的条款中标。假如该书每本25元,版税就是3.5元,55万册的版税就是200万之巨,难怪会引发各方的议论。
易中天现象,第一步是登上《百家讲坛》,这很关键。学者走上电视,学术结缘传媒,成为新世纪学术走出大学围墙的新方式。中国传统的学术传播方式主要是家学与书院制度的,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学术训练与人格修炼同步,只是那是有钱人的事情,大多数人不能享受。到了晚清,西方的大学引进了中国,学术开始在大学内传授,但现代媒体机构如出版社、报馆和杂志社为学术传播开辟了大学之外更加灵活的道路,《时务报》《新民丛报》《民报》《国粹学报》等是第一批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的杂志。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寻求出路,最后还是办杂志,《新青年》就这么产生了。但是从那个时候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还是在大学传授,其次是通过学术杂志和报纸在学术领域内传播。学者走向电视的讲坛,学术思想的传播有了新的途径。在国外,还有著名哲学家在电视上进行辩论。学术进入媒体的公共领域是时代所趋,也是自身传播方式的拓展。
那么多的学者走上了《百家讲坛》,有很多人说话还是像大学课堂上一样,而易中天采用的话语方式就时髦多了,如用OK解释古代的“诺”,把周瑜说成帅哥,等等。我觉得网上有一条消息值得注意,说“易迷”大多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在“戏说”“大话”的文化时尚中成长的,可以说他们喜欢易中天的话语方式,也可以说易中天采用了他们的话语方式。学习历史有两类人,业余的和专业的。业余的学习历史,首先是有趣,然后才是史识,也就是道理。专业的学习历史,首先是史料,史料是死的,全靠学习的人去激活,从中获得史识。易中天说本来想做“亲民学者”,不想成了“大众情人”,这很可以看出他面对的听众,更多的是业余一类的人。我想不会有历史系的硕士或者博士,会以易中天的方式去表述历史。大学的专业训练有自己的行规,学术本来就不是需要很多人要去做的,大部分人学习历史,就是获得人生的某些道理。我小时候听大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因为《三国》是讲计谋的,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总不是大家喜欢的。那时不知道问大人,是不是少可以读《三国》,老可以读《水浒》,现在年轻人喜欢听人讲三国(易中天所讲的三国是小说和历史结合起来的),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喜欢吸取一些人生的谋略,谋略不就是创意么,我们这个时代是青睐创意的时代。我想专业的圈内人士也不会为易中天的“名利双收”遭受什么心理的打击,指出他“品”中的一些不符合史事的地方,也是圈内人士的天职,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嫉妒、冷嘲。周作人五四时期不愿意登高坛讲经布道,而愿意去静静地翻译几卷经书,正如他说的:各人有各人的胜业,勉强不得。如果有人觉得易教授是他的偶像,不妨向他学习,只是不一定学得来。
200万之巨的版税,引起讨论也不足为怪。关键在于易教授是大学中人,像余华的《兄弟》、安妮宝贝的《莲花》等等卖个两三百万的,也许不那么扎眼。大学教师出书主要还是靠各种基金的支撑,很多没有稿费,不要掏出版费就不错了。这里讲的书,指学术著作。易教授的书是不是学术著作暂且不去管,只是易教授是大学中人,因此他的书卖价之高与其说给学术著作出版带来了一丝曙光,还不如说是仍然突出了其困境。贾植芳老先生说他在1949年以前,把翻译的《近代经济社会》给一家出版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价钱当时也不低,五两黄金。那时的出版社是个体的,很自由。现在的出版社有自己的难处,创造效益第一位,何况书号又有限。 ■文贵良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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