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樯，电影编剧新生代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编剧《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

《孔雀》让李樯受到很多导演的关注。

与许鞍华合作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目前李樯最期待的作品。

■记者手记

在我所知道的中国编剧当中，李樯的起点是最高的，编剧处女作《孔雀》获得了柏林银熊奖，和顾长卫二次携手。许鞍华主动向他约剧本，随后便有了斯琴高娃和周润发领衔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吴宇森多年来拍摄的第一部文艺气质的短片《桑桑和小猫》，编剧一栏也写着李樯的名字。如今，刚刚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也开始和他频频接触，讨论合作的可能。

这一切应该说都源于李樯“七年磨一剑”的《孔雀》，最让他自豪的是，所有的大导演无一不是先看到作品，其后才结识了他本人。在采访当中，李樯常常提到的两个字是幸运。我相信这不是一种伪善的谦虚，而更倾向于无奈的感慨。在普遍不受重视的编剧界，李樯俨然已经成了一颗行业明星。

我们的话题涉及他的艺术创作，也谈到急遽变革的产业环境。李樯在交谈中表现出其他编剧少有的对市场的关注。他告诉我，今年9月即将在全国公映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他现在最期待的一部作品，“如果它能够取得不错的票房，将对文艺片进入市场提供示范作用。”

奖项：每次获奖之后，我都感觉像一阵丰收过后的荒凉

新京报：你的编剧处女作《孔雀》获得了柏林银熊奖，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幸运吗？

李樯：这个片子第一次亮相就在柏林拿了银熊，所以我已经很平和了。颁这个奖的时候，我后面已经有三部作品了，顾长卫的，吴宇森的，许鞍华的。我的心路历程比较特殊，从2000年《孔雀》创作完成到现在，经历了很多沉浮，对于奖项确实已经淡漠了。

而且，一个演员获奖了，他可以去拍广告，这个奖项带给他附加值，编剧哪有，在海外，编剧很受重视，在国内我已经是幸运的，没有几家媒体会和你探讨深度，没有几个人会理解编剧是在踏踏实实地做原创。在中国编剧确实很难当，好莱坞再大的明星，他会有职业的态度，领奖的时候一定会谢编剧。但中国不会。

新京报：我的感觉是，相对于导演、演员，整个行业对于编剧的关注是微乎其微的？

李樯：对，媒体不会追一个编剧。名利心对作品不起作用。我已经是最幸运的了，第一部戏就拿了银熊。编剧获奖，你虽然有更多选择剧本的机会，但是不代表你的台词能力提高了，你讲述故事的能力提高了，叙述更巧妙了，替代不了。每次获奖之后，我都感觉麦子被割完了，开始了一阵丰收过后的荒凉。施肥、播种，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

《孔雀》和《立春》：顾长卫喜欢我剧本中残酷中的温暖

新京报：你和顾长卫的组合很有趣，两个人的前两部作品都在一起合作。

李樯：我们的合作确实很特殊，在和我合作之前他没有做过导演，他喜欢我剧本中残酷中的温暖，喜欢我平民化的风格，而他身上认真、细腻、执着的特质也是我所欣赏的。

新京报：现在《立春》也已经投入拍摄，有人说它是《孔雀》的姊妹篇？

李樯：可以说有《孔雀》就有《立春》了。这两个剧本都是我的原创，无论拍不拍成电影，都在我的创作计划当中。《立春》的剧本写于2004年，当时顾长卫还在做《孔雀》。两个剧本都是相对独立的，不是姊妹篇。起码我写的时候没有这么想，它们都是我感兴趣的故事。所谓的联系也不是内容的联系，而是形式上的联系。

新京报：《孔雀》的故事发生在你的故乡安阳，《立春》则发生在包头，还是一个发生在中小城市的故事，能比较一下两部电影形式上的关联吗？

李樯：可以说两个剧本都反映了我对时间，对时间中的人的关注，《孔雀》写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立春》写的是九十年代，后来我又想写一个现代的，于是就有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的故事还是发生在中小城市，因为我就来自于这里。我的青春生活都在这里。九十年代以后我离开了，但是每年我还是会回去，那里是你的根源，它的变化总会让你触目惊心。从安阳到包头，其实那个时间里的中小城市都大同小异，它代表的依然是我记忆中的城市。

新京报：那么《立春》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李樯：《孔雀》有点像写一个习作，没有功利的目的。

第一稿写了将近240场，完全是一个忠于自我的过程。但是《立春》在文本上更像是一个标准的电影剧本。相比之下，故事的主题发生了变化。我在文本上加快了节奏，《孔雀》还是有一些温情，《立春》则要更无情，更冰冷，更冷酷，更加不带态度。我写作一直是中立立场，不想故意调成什么味道，我是冷静旁观的态度，那些人在我心中的命运轨迹就是这样的，可能有人觉得很灰，但没有办法，他们给我的状态就是这样，我就写出来。

新京报：我听说你把《立春》的女主人公设计成一个面容丑陋的女歌唱家，为什么想到要写“丑”？

李樯：任何创作都是有燃点的，肯定是因为我有碰到过类似的人，类似的处境。这样的人在以往的电影中没有过，可能有写残疾人，有写正常人，但几乎没有人写丑。因为这些人写出来可能不会那么被人喜欢。可是实际上，在思想当中你不可能只看到美的东西，只不过电影大多数时候被定义成娱乐的东西，于是到处都是美女俊男，但是实际中你会只关心这些吗？

新京报：感觉你写丑是带有指向性的？

李樯：这是一种寓言。大家都喜欢说我们在乎人的灵魂，但是现实生活中当你遇到一个人，心灵特别美，外表特别丑陋，她说她爱上你，你会爱上她吗？我觉得人都是叶公好龙，当意外真的来临的时候就变了。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想试探一下文艺片会不会有好的票房

新京报：关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这部影片，从我所了解的一些信息来看，它和你前两部影片差别很大。

李樯：这是一个爆笑悲喜剧，跟以往完全不同，《孔雀》和《立春》写的都是正剧。我很想写这样一部戏，让观众笑得过瘾，哭得动情，艺术片不能独上高楼，我希望与观众共呼吸，共分享，于是我想试探一下，文艺片会不会有好的票房。

新京报：你觉得文艺片如何可以获得不错的市场表现？

李樯：作品要真诚。前几天我还和李安聊起这个话题，他告诉我他真的没有想到《断背山》会有这么好的票房，其实这个剧本很早他就有了，但是一直没在意，直到他拍大片拍到疲倦，突然对它产生了兴趣。李安跟我说他就是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反正就是一个低成本，完全没有考虑之后的影响。他说拍电影没有预设，只要感动了他，他就去做。《断背山》就是因为真情感动了他，他又把他的真情放到里面，于是打动了观众。

新京报：所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也是一次充满真情实感的创作？

李樯：是“姨妈”这个人物打动了我。这部电影的原创小说是我一个朋友写的，我对他笔下的这个人物很感兴趣。正好我也想写当代生活，于是通过这个人物就把我对现代生活素材的积累全部用进去。这是一个过去影片中从没出现过的人物，我觉得“姨妈”将来甚至会成为一个形容词流行起来———这个人好姨妈啊！

新京报：你想通过“姨妈”这个形象表达什么呢？

李樯：姨妈的形象非常独特，使我不得不去写。都说当下生活这么快速变化，无论年龄，都难以一下子把握，难以概括，鱼龙混杂，有些人很物质，有些人活在精神世界中，你看不到生活的主流，有些人为了生活过得很鲁莽，亡命之徒，还有人对社会很不屑，这么快餐，不高贵，一个从过去走过来的人面对这一切，格格不入，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姨妈”比较烟火气，而“后现代”则比较前卫，《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一种奇妙的拼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境，也是这部电影的本质。（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文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