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下午，民进党及“台独”分裂势力策动的所谓“和平民主护台湾”游行闹剧在台北市登场。这一针对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的挑衅性行为，是“台独”分裂势力遭受重挫后的情绪宣泄与反扑挣扎，是民进党当局误导舆论、淡化《反分裂国家法》冲击、巩固泛绿铁票的重大步骤。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的虚张声势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岛内政局的稳定投下了新的变数，但改变不了岛内“求缓和、求稳定、求发展”的主流民意，更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大局和国际社会更加稳定的一个中国框架。

一、游行闹剧是民进党当局凝聚“台独”民气、巩固泛绿铁票、博取国际同情的花招。

《反分裂国家法》是遏制“台独”、保护台胞利益、促进国家和平统一的法律，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岛内不少媒体、有识之士也认为《反分裂国家法》是陈水扁“台独”施政逼出来的，法律的主要精神有利于遏制“台独”、促进两岸和平。民进党和“台独”分子打着“民主和平护台湾”的幌子，策动“3•26”闹剧，显然是别有用心。

第一，淡化《反分裂国家法》的冲击，凝聚“台独”民气。《反分裂国家法》被认为是“遏制台独、促进统一”的“定海神针”、“正义之剑”，击中了“台独”分裂势力的要害。岛内舆论认为“陈水扁推动‘台独’路线遭受重大挫败”，不少人要求陈水扁为其“失政辱台”负责。民进党寄望通过“3•26”游行，煽动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恐惧、敌意和仇恨，淡化《反分裂国家法》对“台独”和岛内民心的冲击。陈水扁叫嚣要“把《反分裂国家法》变成一张废纸”，但岛内舆论认为这是“台独”的虚张声势。

第二，安抚“独”派，巩固泛绿。“扁宋会”达成“十点共识”，强调“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尤其是陈水扁公开表示“正名制宪做不到”、“独立建国做不到”，这激起李登辉等“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强烈反弹。一些“独”派“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辞职，“台联党”扬言要与民进党“分道扬镳”，泛绿面临分裂危机。通过组织这场闹剧，尤其是陈水扁参加游行，一方面缓解“独”派对“台独”连遭重挫的“郁闷”，另一方面安抚、拉拢“独”派，巩固泛绿基本盘。舆论分析，游行闹剧“只是一场陈水扁与‘独’派修补关系与互争地盘的疗伤大会”。

第三，迎合西方价值，博取同情与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担心“台独”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陈水扁视为“麻烦制造者”。被陈水扁视为“台湾的靠山”的美国也批评台当局是“中美关系的地雷”，一再警告陈水扁不要对《反分裂国家法》“反应过度”。民进党此次游行标榜所谓“民主”、“和平”、“自由”，污蔑《反分裂国家法》是“战争法”、“破坏两岸现状”、“剥夺台湾人民选择自由的权利”，实际是迎合西方价值，贩卖悲情，把自己打扮成“被欺负的弱者”和“负责任的形象”，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第四，转移民众对“枪击案”的视线。今年3月19日，“枪击案”届满一周年，但仍然疑云重重。泛蓝军于3月19日当天举行大游行，使陈水扁备感压力。陈水扁寄望“3•26游行”，转移民众视线，淡化民众对其连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质疑。

第五，提前为即将到来的一系列选举暖身。今年的“任务型国代”选举、县市长选举及明年的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对于岛内各主要政党而言都相当关键。谢长廷、苏贞昌、游锡堃、吕秀莲等陈水扁的所谓“接班人选”，对于2008年“大选”均跃跃欲试。从此次游行中可以看出，民进党的所谓“三王一后”在筹划、动员这场闹剧中卖力演出，借机“展现领导风格、捞取政治资本”，与“独”派拉关系，为2008年“大选”预做准备。民进党乃至“台联党”中一些“有心人士”也极力表演，争取露脸的机会。

二、游行闹剧完全是民进党当局策动的，根本就不能代表台湾民意，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对于民进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动员活动，台当局标榜“3•26游行”是“全民的自发运动”，“代表了台湾民意”，但铁的事实戳穿了民进党当局极力编造的谎言。

第一，“3•26”闹剧是民进党一手策动主导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自发参与”。民进党进行最高级别的动员，并且为参与游行者提供免费餐点和旅游保险。据称，整个费用高达2亿新台币（也有人说高达10亿）。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党政高层鼓动及直接参与了游行。在岛内65％的人并未完全清楚《反分裂国家法》内容的情况下，陈水扁当局推行愚民政策，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花一天时间，保一辈子平安；花三四小时，保一家老小平安”。

第二，这场拙劣表演不过是深感末日来临的“台独”分裂势力的顽抗与挣扎，所谓“全民参与，超越党派”完全是欺人之谈。尽管民进党全力动员，但据台北市警方估计，此次游行实际上只有27万多人参加，离100万相差太远。参与者以“独”派和深绿民众为主，泛蓝党派和支持者拒绝参加。

第三，各界对民进党策动游行表示不满，表明“3•26”闹剧没有得到主流民意的认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泛蓝批评当局领导人上街游行“既不妥当，也不恰当”。一些社团要求台当局“悬崖勒马、及时煞车”。舆论界认为“放火的喊救火”，“陈水扁是在为自己而游行，为自己解套”，批评民进党“绑架人民护台独”。就连民进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吕秀莲认为，官员上街就是逼迫老百姓（必须跟着上街）。民进党的“台独理论大师”林浊水认为，当局应该用制定政策来表达意志，“大叫大闹是没有本事的表现”。

第四，要求开放两岸交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呼声四起。国民党、亲民党要求台当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开放两岸“三通”，扩大两岸经贸交流。《联合报》社论呼吁陈水扁把“3•26”游行视为“自‘两国论’至‘正名制宪’以来种种‘台独’试探的最后句点”，陈水扁“不但应对《反分裂国家法》重新进行解读及定位，也应对‘宪法’上的‘国家’架构、两岸政策重新给予正确的解读及定位”。就在“3•26游行”的前一天，被认为是绿色台商的奇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发表公开信表示，胡锦涛主席的谈话和大陆《反分裂国家法》，让他心里“踏实许多”；台湾、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搞“台独”只会把台湾引向战争。岛内舆论分析，许文龙选在特定时期放炮，具有指标性意义，证明“‘台独’路线已走入死胡同”，更是“逼使陈水扁务实调整大陆政策的震撼弹”。

三、渐露和解曙光的两岸关系再次蒙上阴影，但陈水扁与大陆激烈对抗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两岸缓和的大趋势难以改变。

从目前形势看，两岸关系能否缓和，仍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

第一，“独”派的后续动作力度有多大，对陈水扁和民进党能有多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观察。李登辉和“台联党”主张“正名制宪”、“一边一国”，强烈要求当局的两岸政策重回“戒急用忍”时期，严格审查台商的资格，要求“三通”、直航紧急煞车。

第二，“扁宋会”“十点共识”能否落实，仍面临考验。“扁宋会”后，不少泛蓝支持者对宋楚瑜和亲民党“不解”。宋未参加“3•19”游行，更激起泛蓝支持者的不满。陈水扁参加“3•26游行”后，亲民党内部一些人强烈不满，反对“扁宋再会”，要求宋楚瑜重回蓝营。

第三，“3•26”游行客观上不利于两岸缓和，渐露和解曙光的两岸关系再次蒙上阴影。两岸客货运包机“节日化”、“常态化”的推动将暂时受阻，台当局曾承诺的一些两岸开放政策也将暂时搁浅。3月26日，“行政院发言人”卓荣泰表示，台湾内部在一个高潮结束后，应该先冷却下来；两岸现在气氛如此，两岸货运便捷化措施，乃至“三通”等事项，台“不适宜再主动提出”，一切等对岸提出善意的具体政策再说。

但从整体形势看，陈水扁当局采取与大陆激烈对抗、挑战大陆底线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两岸过去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总体上将朝向缓和的方向发展。

第一，大陆的严正立场已产生强烈震撼效应。《反分裂国家法》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台独”的国际空间被大大压缩，陈水扁认识到挑战大陆底线必将受到最厉的惩罚。陈水扁强调“正名制宪做不到”，就是这一心迹的自然表露。

第二，美国向陈水扁传达了明确的“反独促谈”的信息。美国政府虽对《反分裂国家法》不满意，但没有台当局期待的“激烈批评的言辞和相应的反制措施”，表明美国已正视《反分裂国家法》的存在。美国要求陈水扁不要有过激的反应，“鼓励两岸恢复对话”，要求台当局开放“三通”、直航，这是未来陈水扁制定大陆政策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

第三，陈水扁必须认真面对强大的民意压力。多年“台独”施政的折腾之后，岛内民众渴望缓和、发展两岸关系，为岛内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应该看到，泛蓝军，尤其是国民党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并派副主席江丙坤赴大陆访问，为连战访问大陆铺路，争取“两岸和解、两党和解”，得到岛内民众尤其是工商界的认同，这给陈水扁现行的大陆政策造成极大的压力。

第四，陈水扁追求“历史定位”，必须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大陆政策是否得民心，两岸关系能否缓和，是岛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族群和谐的关键之一。在未来三年多的任期内，陈水扁想要追寻其所谓“历史定位”，就必须拿出政绩；要想施政有为，就必须对大陆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以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发展作为推动施政的助力。

迫于各方压力和追求“历史定位”的考虑，陈水扁当局对于《反分裂国家法》的总体反应基本上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没有采取过激的政治对抗手段。对于“反制”《反分裂国家法》，台当局有关部门最初拟定五套因应措施，分别是“公投”、“制宪”、制定“反并吞法”、中断两岸交流、游行，但最后只采取“3•26”游行这一反应方式。而且，陈水扁在“3•26”闹剧中采取“只游行、不演讲”的策略，一方面是给美国、“独”派一个交代，另一方面避免两岸对立和朝野对抗升高，为未来两岸互动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对于李登辉和“台联党”的要求，“行政院长”谢长廷明确表示，未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不会改变。《联合报》评论文章分析，陈水扁没有与大陆对抗、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本钱，目前最想要的是“两岸复谈”，但处于“想要让步，但又要面子”的两难困境之中；未来岛内外“促谈”、要求开放两岸交流的压力加大，两岸关系仍将得到改善。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综合室副主任、《台湾周刊》主编）

中国网2005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