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彭家村农民朱宏通过水权交易，将自家节余下来的灌溉水卖给了同村的孙开荣，赚了２０元，让全村人都羡慕不已。

“我们以前用水是吃‘大锅饭’，不管需不需要，大家总想往自己的地里多浇点，争水、抢水是家常便饭。可现在大家开始想尽办法节省用水，节约的水也可以正大光明地到市场去卖钱。”朱宏对记者说。

正在中国西部甘肃张掖市实施的以建立水权制度为核心的节水型社会试点，是中国首次通过明晰水权、有效配置水资源，促进节水的尝试。水权制的建立让张掖农民有了经营水资源的权利，促进他们积极通过结构调整等措施，将节余的水资源进行有偿转让。

目前，在张掖的水权制度改革试点区里，水权交易日趋活跃。“今年以来，全村水权交易量已超过１万立方米。”彭庄村农民用水者协会会长赵怀普说：“通过水权交易，使村里用水省的村民和用水多的村民之间有了水资源流转的机制，改变了过去要想多用水就得去抢水、偷水的不良现象，实现了全村用水的总量平衡。”

据预计，中国将在２０３０年左右出现用水高峰。在切实执行现行节水措施的情况下，２０３０年用水总量将达到７０００至８０００亿立方米，达到全国每年８０００亿立方米（不含生态用水）合理利用水量的上限，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这种矛盾在中国西部则显得更加突出。近年以来，西部各地频频传出“水荒”的消息。包括素有“中华水塔”之称的青海省和背靠黄河的宁夏、内蒙古自治区，由于黄河来水量逐年减少，地下水位过量超采和现有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有限的水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发展的一大障碍。与张掖市只在农业内部实施的水权交易不同，宁夏、内蒙古灌区在建立水权制基础上，依靠明晰的水权，进行了更高层次的跨行业间的水权有偿转让试点。这种模式，让企业通过投资农业节水设施，以换取农业节约下来的水扩大企业生产。

“农业节水措施有了工业资金的注入，用水效率提高，而工业发展也获得了充足的水源。”宁夏灌溉管理局副局长徐光儒说：“有了资金保障，实施节水农业一方面通过工程措施减少渠道输水损失，提高供水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田间节水措施降低灌水定额，提高田间水利用率，从而提高灌区水资源利用效率。”

中国著名院士张光斗、沈国舫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水资源供需态势迫切需要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促进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通过明晰初始用水权分配，促进上游和下游、农业用水和城市用水、经济用水和生态用水等之间关系的协调，才能处理好开源、节流与保护的关系，解决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新闻背景）水权制--中国建立节水型社会的核心制度

目前，中国西部正在开展以水权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用水制度改革，并随之产生出了甘肃张掖和宁夏－内蒙古的两种水权转让模式，建立水权制度已成为中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制度。中国正在试点的水权转让模式，是通过水权明晰，使当地立足于流域的水资源承载力，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保证。同时为中国北方缺水地区探索基于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现代化水利建设和经济发展模式，为以后中国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提供技术、经济体制、政策和法规等方面的示范。

水权包括水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转让权等。已经颁布实施多年的中国《水法》明确规定，水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各用水单位得到的只是国家赋予的使用权、经营权、转让权等。水权制度是涵盖水资源国家所有，用水户依法取得、使用和转让等一整套水资源权属管理的制度体系。

现在，水权制度作为节水型社会的核心制度，其作用是通过制度保障，实现流域内水资源在生态、生产、生活领域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流域内社会经济和生态合谐共处的目标。

近几年，中国节水工作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中国水资源的利用方式整体粗放，用水效率不高，节水潜力巨大。节水型社会建设，不是靠传统的行政措施来推动节水工作，而是要建立一种机制、一种体制，使节水成为用水户的内在要求，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目前已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必须要制定流域和区域水资源规划，明晰初始用水权。”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说。张掖市是中国水资源最为缺乏的地区之一，人均地表水资源量和亩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５７％和２９％。近５０年以来，由于用水量迅速增加，导致黑河尾闾湖泊居延海完全干涸，变成了中国三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而处于黄河河套的宁蒙灌区由于大量水在农业中无效消耗，已经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华网2004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