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是在校大学生,却满口传销行话。一头黄发,一副浅色的运动型墨镜,一身白色的西装,社会化打扮和一脸的稚气搁在一起,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
染黄发的“传销大学生”
“只要你做了一个月的传销,我敢保证你会有巨大的变化。”说这句话的时候,吴柯(化名)正坐在床沿上,身体向前倾,两脚晃荡着。
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来自南汇大学城的女生,她们睁大着纯洁好奇的双眼。我以学生身份打入这个校园传销链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时坐在边上不动声色地看着这场表演。
“是什么样的变化呢?”女生问。
“会脱掉学生气。”吴柯用眼角瞥了我们一眼,下意识地捋了捋自己的黄发。
其实吴柯自己也才是上海某大学三年级学生,却弄了一头黄发,一副浅色的运动型墨镜,一身白色的西装。社会化打扮和一脸的稚气搁在一起,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
吴柯得意地向师妹们“现身显宝”:“你会很有自信,肯上进,不会再和那些同学一样成天打游戏。最主要的是,你会不怕竞争。比如说,有一个部门经理坐在你对面,你不会觉得自己比他差,只要是你在讲话,你就是他的老师,没什么可怕的。”
按吴柯自己说,他进大学以后就“独立”了。和朋友一起开了家小公司,“也算个小老板啦”。他从去年10月开始接受传销培训,今年2月正式加入一个叫“天域时代”的公司。
“给自己、朋友一个创业的机会”,是这个组织的口号。
“如果你以前也做过传销,就会发现天域的制度是所有的制度中周期最短、回报率最高的。它可以让你迅速积累起创业的资金。我们要组成一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选择天域是因为天域能成为我们共同创业的工具。”
“那么容易就能创业啊?”我身边的一个女生咕哝了一句。
“当然能!”
吴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苹果,一根吸管,“你们觉得吸管可能穿过苹果吗?”他老练地握住吸管的上端,猛地一插一转,吸管就从苹果的另一头冒了出来。
但是参加吴柯的这个团队就没穿苹果这么容易,条件是必须购买天域的产品,“最低消费”是1800元买一盒两瓶装的藏药,学生得说服家长凑到这个数目。
“关键是要想去做,这个机会很难得。许多队员也都是东拼西凑借了钱,才参加进来的。”
“可是这药太贵了。”“贵和便宜都是相对的。比如一支只值2块钱的铅笔,如果要卖100块,你肯定不会买。但如果它明天就会涨到1000块,那你今天一定会买。”
这是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传销话语。
以前这样的传销话语出现在城市的角落,或者是偏僻的农村,那时候听众多是学历不高、见识有限的低收入人群,此时这样的口号却出现在大学城里,让暗访中的我充满困惑。
“激发自己的崇高动机”
这个有着怪异名字——“陈”的传销团队的确很年轻,有近一半的骨干是上海南汇大学城的学生,其余的也大都从那里刚刚踏上社会。
Tony是团队的组织者,刚从学校毕业,进入一家广告公司。
“我们的团队正处于创业的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团队。”这是每次例会都要强调的团队目标。
例会的场所是他们在上海的西南角一条窄窄的漕东支路上新租来的公寓。
组织者今年4月租下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就被开辟出来当“洗脑”教室,里面配备了投影仪和小黑板。
由于所有人都是兼职,团队的队员每到周六会过来一起交流上周学习的成果,以便“互相帮助”,“一起创业”。
午饭则由每人负责准备一个菜,上午的学习结束后,大家一起在那个梯形的客厅里“共享”。
“这个团队没有上下级之分。大家都像是一家人一样,一起做菜吃饭。以后天气热了,还准备买点草席,大家还可以一起住。这种感觉是做别的传销学不到的。”现在的团队中的大多数人以前都有做过传销的经历,“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制度,开始自己的创业。”
我发现平时不怎么谈功利的同学,此时俨然有一种“在商言商”的味道:“我这周看了一本《投资管理法》。我觉得以前我们就像狗熊采玉米,采一个丢一个。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发明了一种新的‘熊采玉米法’:每周应该花70%-80%的时间来跟定已经交流过的对象,再花30%的时间去帮助下线和寻找新人。”
“我上周去买职业装,发现川沙那里的个体老板都在搞传销。所以我也和他们谈了我们的制度。很多人跟我交换了名片。我觉得只要你比他们更热情,肯定能开拓出陌生的市场。”
下午的内容是看录像,做游戏。
投影仪的光投射在墙壁上,演讲的题目是“成功推销秘诀”。
“要激发自己的崇高动机!”图像中的演讲者舞动着双手。
“你要转换自己说话的方式。即使你觉得对方说得不对,也别去反驳他,而要用‘同时’来引出你自己想说的话”,连在一起去菜场买菜的路上,他们还在讨论关于传销方式的“金科玉律”。
突然间,我觉得这些平时熟悉的同学陌生了起来,他们真的“成熟”了?
所谓“最好的赚钱制度”
“我们卖的不是产品,而是制度”,每当问及产品的详细情况时,团队组织者Tony都这么回答。
这是一个双轨制的奖金制度,即双线发展。每个人只能发展两个“朋友”加入,加入的方式是至少买一盒天域的产品。按照购买的数量,分为金卡会员,9000元买5盒;银卡会员,5400元买3盒;蓝卡会员,1800元买1盒。
如果你发展的两个“朋友”,每周售出的产品比例为1∶1,则你的周薪是500元。依次类推,如果是n∶n,则奖金是500×n.当两边销售不均衡时,超出均衡数的业绩不归零,算入下周。这项奖金占全部奖金的份额最大,称为基本奖。
第二项奖金是育成奖。如果你推荐了三个“朋友”,可以把他放在你已经发展的两个“朋友”的下面,形成第三层网络。则你可以拿到此人及此人以下五代网络的所有基本奖的4%。
如果在理想状态下,即每个人都能发展两个下线的话,可以拿满五代共计31人。
第三项奖金是经销奖。金卡会员可以获赠二级经销商资格,每发货一套,可以拿到100元的差额经销费。银卡会员是三级经销商,可以拿取50元/套的经销费。若想成为一级经销商,需一次性交5.76万元买一箱产品,由公司再配套供给一箱同类产品,则每出货一套,有170元的差额经销费和50元的发货补贴。
如果推荐一个一级经销商可以一次性领取奖金3000元。
天域公司对以上三种奖金的总额有限制,蓝卡会员周薪限额1万,银卡会员周薪限额3万,金卡会员限额5万。限薪后多余的奖金不归零,可以计入下周的薪水统计。
点开天域公司的网页,输入你的会员号码,你就可以看到自己上周的周薪数额。“你看,这是peggy的。她2月份才开始做,现在的周薪是4000多。”peggy的正式工作是一家外企的营养师,据说在北京还有100人左右的团队。现在团队的许多队员是她以前做如新时的下线。
“我们正在做的是国内惟一的把网络平台和直销结合在一起的销售方式。将来的方向就是做成像‘阿里巴巴’的商务平台。”Tony向我展示一起创业的前景。
这种计薪方式(1∶1),据称是在所有双轨制传销公司中能最快收回成本的一种。
但华东政法学院研究市场营销方向的陈渊副教授却指出:“先要传销员交钱买产品的做法,很可能属于强行出售,要提防价格虚高和上线突然把所有的资金卷走。正常的直销应该严格培训传销员,然后免费让传销员拿走产品,再上缴销售额,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演化成‘老鼠会’。”
谁盗用西藏大学名号?
一盒1800元的天域产品大约有40cm×30cm大小,打开红色的硬纸盖,在金黄色的丝绒上共放有两瓶“雪红宝”牌胶囊,一瓶是冬虫夏草,一瓶是索罗玛宝(主要成分是藏药红景天),净含量各为25克,共100粒。
白色的瓶身上注明的出品单位是“中国西藏大学科技开发研究中心”和“天域时代(香港)典藏御品有限公司”。药品的生产地点是“西藏拉萨市金株东路5号”。
“这种药是国内同类产品中含量最高的,是由西藏大学研究藏药红景天的专家刘少初教授研制的。用的设备价值500万美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赠给西藏市政府的。”推荐者这么对我说。
他们还说:“我有一个朋友心脏病很严重,连续服用索罗玛宝两到三个月以后,居然痊愈了,连检测所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而当我就这两种“神药”致电西藏大学时,西藏大学科研处的许主任语气肯定地说:“这两种药的研制肯定不是西藏大学的行为。”据悉,该校所有的科研项目都要上报科研处,而他“从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
“不过,我前不久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曾遇到过刘少初,刘自称正在搞新药的开发。”许主任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在2000年前后,刘教授曾因为涉嫌剽窃他人研制红景天的成果而被捕入狱,2002年减刑释放。但当时许本人还没有到任,“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而西藏大学刘庆惠校长接受采访时说,这个“西藏大学科技开发研究中心”早在刘少初教授退休的同一年(2002年)被注销,而生产地点的门牌号(金株东路5号),则是西藏大学原来的门牌号。那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赠的机器连刘校长也闻所未闻,“我只能说至少我没听说过。”
由于刘校长对当时的调查结果持保留意见,所以不愿意多谈几年前的刘案。
据刘校长称,他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已经得知西藏大学的名号被盗用于商业活动的情况,而刘少初也赶到自己家交来一份书面保证书。“我只能说盗用行为是违法的,我作为西藏大学的法定代表人,保留对盗用者起诉的权利。”刘校长说。
“象牙塔”内的生态变化
有新加盟的同学担心传销影响到学业,但吴柯却用一副不屑的口气谈到了学业问题。
“学习不就是为了以后找个挣钱的好工作嘛?”吴柯说,“我进了大学后就没怎么上过课。在念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传销、积累经验,等到年底直销法通过以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行业,肯定会有大发展的。”
吴柯为了增加说服力,老喜欢炫耀自己的手提电脑——一般学生很少有这个东西。他这个电脑比市面上常见的更袖珍,“富士通的,托一个朋友在香港买的,大陆根本没有”,在大家都在用笔记录培训要点的时候,吴柯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很“炫”地敲击着键盘。
绝大多数家长反对尚在读书的孩子搞传销,但团队里的师哥师姐是这么游说的:“父母肯定对‘传销’有看法,不过都是些偏见。其实只有耐用品的传销过程才可能中间有层层加价,是违法的。而像我们天域的产品是营养品,属于消耗品。从国际上看,这才是传销的主要产品,许多同学一听到传销就害怕,其实这是受了媒体的误导。”
正是这种片面知识,和巨大的利益诱惑一起,正在悄然改变着“象牙塔”内的生态。
“那我交完钱以后怎么才能挣回来呢?说动我的朋友参加吗?”有学生怯怯地问。
吴柯的回答有些迟疑,看了看对面的两个女生,私下说:“我个人觉得,发展朋友的责任比较大,风险也大,弄不好连朋友都做不成。‘兔子不吃窝边草’吧。”而他在团队中公开说的却不一样——“这是给朋友带来的一个机会”。
“你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从发展朋友开始吧,到我现在的程度以后就可以以陌生人为主。”
事实上,在他所在的100人左右的团队里,还是有相当数量的队员是他的校友,或者一个大学城内的其他学生,只是熟识的程度不同而已。
坐在我边上的两个女生就是邻校的学生,今天是来向“上线”吴柯汇报近期业绩的。“以后我们团队就在某某大专的教室里开会。那里的黑板写着舒服。”吴柯突然冒出一句“指令”。
像吴柯这样在团队里成为骨干、可以发“指令”的大学生有三四个。
在例会上,有学生骨干提出的“宏伟计划”——“大学城,是整合了商家和学生的最大平台,我们要发展更多的学生加入团队。”台下响起的掌声,让我有些害怕。
记者采访上海一些大学的校方时,他们均表示已对此类情况高度重视,将采取引导教育措施,并将配合其他政府部门,坚决阻止非法传销进入校园净土。(陈小莹)
《南方周末》 2004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