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杂志与兰邦市场调查公司4年以来的调查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地职业经理人总体薪酬呈上升趋势，其中上海的职业经理人平均月收入由1998年的末位，到2000年时后来居上，跃居榜首，并于2001年继续保持首位。职业经理人平均月收入显示：上海居首位，为7612.9元；深圳第二，为7343.51元；广州第三，为7111.11元；北京第四，为7022.73元。与之相映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北京经理人对自己的个人收入不满意最多，有39.4%；上海第二，有17.0%。深圳经理人对发展空间、机会满意程度最高，为65.62%；北京排在最后。

    职业经理人的流动率：广州排在首位，26.5%的经理人明确表示要离开。上海和深圳的百分比较低，分别为9.3%和4.6%。同时调查还显示：北京经理人最不认同自己的企业，有37.1%；上海排第二，有21.0%；深圳排在最后，只有28.4%。

    我国职业经理人队伍虽然已经不断壮大，但其总体生存及发展状况并不尽人意。4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出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我国职业经理人尚需成熟。

    从上市公司公布的2000年年报来看，有些董事长之间的薪酬甚至相差若干倍，这主要缘于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的制定没有统一依据。

    纵观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只有《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公司法》对上市公司董事选举、薪酬审议稍有涉及，但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这意味着只要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董事长薪酬便合法有效。事实上，许多上市公司对董事长薪酬的制定就是如此操作的。

    除上述由上市公司自行决定董事长薪酬制度外，另外两种薪酬制度也颇为流行：一是根据当地政府有关规定制定；二是由上市公司上报其控股公司审议决定。

    从表面看，各种各样的薪酬制度带来的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之间不同的薪酬水平，事实上，在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特殊背景下，制定董事长薪酬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中总能得到一路“放行”，这就有可能出现随意制定薪酬的情况。上市公司滥定薪酬，就不能真正体现多劳多得，不能起到激励和鞭策的作用，甚至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如有的上市公司把激励机制变相为“当家人”自己涨工资。

    《市场报》 2001年07月30日